跨境电商“必修课”| 业内首部跨境电商合规综合性著作面世

2019-08-10 13:00:31


冯晓鹏 | 男,辽宁本溪人,1976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学学士、刑法学硕士、法理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海关实务工作二十年,现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3年曾参与《电子商务法》跨境电商部分立法起草工作。加入金杜律师事务所后,承办过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关贸合规案件/项目,在跨境电子商务、海关行政案件、走私犯罪辩护、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领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发表过十余篇与跨境电商相关的公众号文章,多次接受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央广新闻等媒体关于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代购等话题的专访,在威科先行出版合规专著《跨境电商新时代:〈电子商务法〉实施后跨境电商监管要求与合规指引》。




本书对跨境电子商务(以下简称跨境电商)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进行了界定,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美贸易战背景、世界跨境电商大会、《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审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的通关一体化建设等前沿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预测了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趋势对跨境电子商务通关领域的基本法律和政策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理论性、整体性的分析,结合本文作者丰富的实务经验,通过案例分析、以案析法的研究进路对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涉及的行政法(海关、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经济法(进出口税收征管、消费者权保护)、民法(电子商务经营者侵权责任承担)、知识产权法、刑法(走私犯罪)等不同法学学科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逻辑推演,总结实务中的各类法律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总结。最后,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发展格局进行预测,并对未来政策走势进行预判,为企业合规经营提出建议。


对于跨境电子商务有不同版本的定义,但各种概念的核心涵摄并无争议,可以概括为:分属不同国家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等电子化通信手段促成交易(交易询价、谈判磋商、缔结合同、履行合同等),并以跨境物流或异地仓储的方式送达商品、提供服务、实现交易的跨境商务活动。广义上的跨境电商可以泛指在跨境交易的任一环节运用到电子商务技术的商业模式。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分类,根据主体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平台企业、平台内企业和自建平台经营的企业,根据商品流向分为跨境进口和跨境出口,根据交易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零售。跨境电子商务具有电子化、个性化、碎片化、高频次和低货值的特征。


近年来,跨境电商在电子商务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乘着一系列国家重要政策的支持和一系列重要事件推动的东风,呈现出迅猛蓬勃的发展态势,并且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新兴贸易业态驱动了科技创新、创造了就业机会、引领了消费潮流,将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世界跨境电商大会、《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审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的通关一体化建设等政策红利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跨境电商行业体量庞大,商业形态呈现多样化。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对我国跨境电商商业模式进行不同的分类。具体来说,目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有5种模式,分别为B2B信息服务平台、B2B交易服务平台、B2C交易服务平台、B2C独立站自营和B2C平台大卖家;我国跨境电商进口企业有4种模式,分别是C2C交易服务平台、B2C交易服务平台、B2C自营和B2C自营+平台。部分企业只是从事跨境电商中的某一细分业务,而一些行业巨头则利用规模和资源优势综合开展并整合多项跨境业务,形成协同效应,如阿里巴巴、京东等。此外,自2017年以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联合商务部全球商品采购中心共同推出“G2G”(“政府与政府”)合作模式,目前该合作模式已在政府监管引导下获得良性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经济形式和新兴业态,从实质上来讲,跨境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分支,自然应当适用电子商务相关的监管规则;同时因为又涉及商品的进出口环节,因此也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进出口管制方面的监管要求。跨境电商除了应当遵守电子商务的普遍规定之外,还应当符合进出口相关法律规定,包括海关、税收、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管理制度。


电商平台经营者,最主要的内涵在于搭建网络交易平台这一虚拟空间供交易双方进行独立交易;平台上聚集的主要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并且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通过服务协议等方式建立稳定的联系;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内缔结合同(包括线上履行和线下履行)。跨境电商平台依据商品流向分为进口跨境电商平台与出口跨境电商平台;依据交易双方特点分为B2B跨境电商平台、B2C跨境电商平台、C2C跨境电商平台;依据设立地点分为境内跨境电商平台与境外跨境电商平台;依据运营方式分为第三方平台和自营型平台。


我国《海关法》将通关监管对象分为进出境运输工具、进出境货物和进出境物品,而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是进出境货物与进出境物品。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从用途来看,进出境货物具有贸易性质,货物进出境是为了销售;从数量来看,进出境货物数量较大,进出境物品以合理自用数量为限,超出数量限制则会被海关认定为进出境货物;从外汇来看,进出境货物是购进或售出的商品,因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而进出境物品不属于贸易货物,因此没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从税收来看,进出境货物征税内容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进出境物品仅在进境环节征收进口税;从许可来看,国家对部分限制进出境货物进行许可证管理;除了出境携带的文物外,一般进出境的物品不涉及行政许可问题。对于跨境电商涉及的物流通关主要法律问题包括:进出口货物和进出境物品的区分界定;直购进口和网购保税进口的基本通关监管模式;1039市场采购模式;跨境电商的常用进出口模式以及对跨境电商通关政策的探讨解读。


税收征管法律关系是货物和物品在进出关境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关系,对于跨境电商而言也不例外。与一般的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相比较,跨境电商商品的进出口税收征管以一般的进出口环节税款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为基础依据,但同时因为涉及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对跨境电商的特殊管理规定而又有重要区别。


与国内电商不同,出口跨境电商需面对各地域法律、经济制度等规则差异以及电商平台、消费者、银行以及境内外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间的关系,常面临汇率波动、外汇管制、资金安全等难题。收款结算是否安全合规、流程是否简单顺畅直接关系到出口跨境电商的核心利益。出口跨境电商的收退款方式、不同报关模式的影响、收结汇及人民币支付、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平台的合规风险等不同纬度的问题,均会面临跨境出口资金流的合规运作问题。


无论是国内电商还是跨境电商,其经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把商品和服务卖给消费者。由于电商业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法律与监管相对落后,暴露出大量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在如今各大电商平台分据市场、电子商务大量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的情况下,电商平台的责任,成了《电子商务法》立法的重中之重。《电子商务法》出台之前,因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与保护,消费者处于最弱势的地位,维权困难重重;而平台因为信息不对等的优势以及大量资金的流入而“财大气粗”,屡屡发生侵权行为。《电子商务法》专门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一节,充分体现该法“加重电商平台责任、强调消费者权益保障”的立法目的。


《电子商务法》通过具体条文的规定与《网络安全法》紧密衔接,不仅强调了全体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注意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特别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出了“保障网络安全”的义务与责任。网络安全的防护,一方面是对技术的高要求,如建立信息防火墙等;另一方面是对法律合规风险认识要求的提高,这需要电子商务经营者对相关法规有充分的理解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于跨境电商经营者而言,不仅要了解境内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同时要注意境外国家或地区对于信息安全保护的特殊要求。


对于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合规问题而言,为了克服电商领域假冒、侵权的顽疾,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电商经营者,尤其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中国海关近年来也连续开展了“清风”“龙腾”等知识产权专项执法活动。此外,知识产权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和企业“拿捏”中国外贸企业的手段之一。因此,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也避免被他人侵犯知识产权,成为跨境电商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走私犯罪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并不像杀人放火的自然犯一样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忽视由跨境电商和代购引发的新兴走私方式。“奢侈品平台走私案”“跨境电商伪报贸易方式案”“‘代购’被判10年案”等案例的出现说明走私风险离跨境电商并不遥远,跨境电商同样可能会逃避海关监管,危害国家的税收监管和外贸秩序。


代购是指利用自身便利帮他人购买境外商品的行为。代购行为最早出现于留学生或在国外工作的人回国时帮亲朋好友带一些国内难以买到或价格高昂的商品。后来,由于存在套利空间,代购逐渐向商业化发展,但从事代购的人员仍集中于留学生、出入境运输工具乘务人员、导游等经常出入境的群体。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买全球”越来越容易,代购也迅速成为一种新兴“职业”。电商法对代购的重要影响集中于有关市场主体登记和纳税的规定。既然代购行为人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其就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且履行依法纳税义务。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商经营者市场准入登记已经出台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值得关注的亮点是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电商经营者可以将“网络经营场所”,即网上虚拟店铺,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但无论登记的形式如何便利,登记的实质均是为配合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监管和征税。一旦个人经营行为在登记后转变为公司或商主体的经营行为,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将在所难免。从根源上讲,代购同跨境电商一样,既不属于非贸易进出境,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而是处于二者的交叉地带。代购要转型,无非两条路,一是一般贸易,二是跨境电商。很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个人代购而言,从资金、货源、经营等角度考量,转向作为“近亲”的跨境电商更为容易。


AEO制度的基本原理,是由海关监管部门制定一系列监管标准,根据监管标准对企业进行考察评定,根据企业在各项标准中的具体表现而发放的一项认证证明。监管部门还会对企业信用进行等级划分,并根据划分结果,对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给予企业差别化待遇的监管措施。AEO制度体现了监管机构和商业主体的相互合作,其制度价值,在于将实现通关便利和确保贸易安全这两大具备内在紧张关系的需求予以平衡。AEO制度既能够为监管部门提高效率、优化配置行政资源提供正面的作用,也能够实现促进货物便利通关,提升商事活动、降低通关成本的目标。



2019年,《电子商务法》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政都已正式实施,中国的跨境电商正在迎来“4·8新政”后的又一次质变。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电商零售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基础,会逐步发展成为与B2B并驾齐驱的一种全球贸易主要方式,其一方面必然会取代部分传统B2B贸易,另一方面会产生大量新增贸易。在进口跨境电商方面,国家对扩大进口予以大力支持,进一步降低进境物品进口税和关税税率,在促进贸易的自由便利化方面,国家在多个省市设立了自贸试验区。同时,《外商投资法》的通过,为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进一步释放了利好信号。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范围进一步扩大,基本覆盖了主要的一线、二线城市,为进口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出口跨境电商方面,在“一带一路”和“丝路电商”发展背景下,跨境出口向着全球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数字化运营将深入到跨境出口贸易闭环里,出口贸易逐步从劳动型驱动转向智慧型驱动。区块链、大数据、智能平台、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将进一步提升跨境出口电商的经营效率。